文化企业家鲁迅

文化企业家鲁迅

编撰者：锋行，有态度的地坪工匠。

创建于1996年，完成生态闭环的资深工业地坪承建商。

擅长环氧地坪，苏州环氧地坪，环氧自流平地坪，苏州环氧自流平地坪，密封固化地坪，苏州密封固化地坪，锂基密封固化地坪，苏州锂基密封固化地坪，环氧彩砂地坪，苏州环氧彩砂地坪，防静电地坪，环氧防静电地坪，苏州防静电地坪，防腐地坪，运动场地坪，等工业地坪的咨询、设计、施工、改造、维护等项目承建。

全程服务（咨询、设计、施工、改造、维护）

主流地坪（环氧地坪、环氧自流平地坪、密封固化地坪、运动场地坪、环氧彩砂地坪）

功能地坪（防静电地坪、防腐蚀地坪、橘纹止滑地坪）

升级地坪（极平整、超耐磨、无胎印、抗刻划）

重症地坪（跑砂粉化、油污潮湿、坑洼大落差）

极端场景（骤冷骤热、油水浸泡、广谱强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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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世界上很少有像他这样擅长记账的人。他有记事的习惯，留下了篇幅巨大的日记。

他的日记几乎没有自我，更缺乏文学修辞的内容，几乎完全由流水账组成，绝少忽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金钱交易。如果说这些记录出自绍兴师爷或徽州朝奉之手，大概比说成著名文学家日记更令人信服。

然而，矛盾仅仅存在于表面。鲁迅作为文坛大佬的地位和形象，恰好是在他基本停止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以后，通过高明的策划和交易塑造的。

鲁迅塑造工程虽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但也少不了他个人的配合和操作。他在这些活动中体现出的性格，完全不像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善理财的文人或者资产阶级社会的失败者，倒像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家和企业家。

2

如果你接触三十五岁以前的鲁迅，几乎不可能将此人想象成思想家、启蒙者或者挑战者。东京的革命党和留学生鄙视他，不亚于马克思鄙视一心求田问舍、想做枢密顾问的资产阶级庸人。

他如果满足于安心做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和观潮派，无声无息地躲在安全的角落里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不仅不肯参加冒险活动，还不肯放下嘲讽激烈分子智商的爱好，因此非常遭人讨厌。

“鉴湖女侠”秋瑾有一次竟然当众拔出东洋刀，痛骂鲁迅是满人的走狗。鲁迅这才明智地闭嘴，因为他是旧式大家庭的忠实信徒，作为孝顺儿子和好兄长，不能跟世家子弟或亡命之徒比血气之勇。

他为三十六块银圆的公费学医，生活极其俭朴。省下的钱不是用来补偿含辛茹苦多年的寡母，就是用来资助弟弟周作人成家立业。他在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身上花钱甚少，抽烟都只肯买最廉价的“强盗牌”。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打倒孔家店”的未来领袖堪称道德楷模。

任何洞明人情世故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践者是做不了优秀反贼的。古训“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可不是一句虚伪的说教，但也绝不像天真的门徒想象的那样高尚，而是一种包含了近乎老练绑匪操纵艺术的实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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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难以改变自己青少年时期养成的习惯模式，鲁迅并不例外。他参加广州的国民革命和上海租界的红色革命时，沿袭了东京排满革命的老办法。

他在中山大学，喜欢劝告慕名而来的革命青年：最好是守在革命的饭锅边好好吃饭，不要把讲给外人听的革命宣传太当回事；远方的陌生人投身革命，无疑是件大好事；身边的熟人非要去前线，那就是犯傻。

他运用这种技术，在蒋介石的清党过程中没有受到一根毫毛的损害，但在他的作品当中，吃革命饭的混混比反动派还要可恶得多。

《鲁迅全集》的注释将鲁迅和朱家骅、顾颉刚的私人恩怨说成革命者对蒋介石集团的谴责。其实，1927 年事件后，蔡元培和李石曾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此后长期主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经费分配。鲁迅非但没有像周作人一样，谴责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道主义，反而在 1928 年以后的几年，非常密集地向这两位大佬干禄。

鲁迅当时的目标是中央研究院，因为蔡元培刚刚推荐胡适和顾颉刚为院士。

然而，他未能如愿以偿，只得到了每年三百大洋的特约著述员闲差。他和许广平依靠这笔钱，搬进了上海租界的洋房。

4

鲁迅在这个人生的最后阶段，重复了安全革命的模式。用他自己对李立三的话说，他习惯于躲在装甲后面打仗。《三国演义》推崇的赤膊上阵，在他看来近乎愚蠢。

他的挡箭牌包括三层：皇家海军保护的租界秩序，内山书店名号代表的日本关系网，共产国际的革命作家联盟中国支部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国民党反动派面对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可奈何。

鲁迅在此期间，将主要的谴责和嘲讽对象转向咖啡馆革命家——这些人依靠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安全地颂扬无产阶级革命。鲁迅随着创作力的衰退和开支的膨胀，对这种漫画式的杂文的依赖与日俱增。他同时供养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鲁迅日记》表明，他每月付给北平的母亲和发妻一百五十银圆。鲁迅和许广平在大陆新村租下的三层楼开销更大，房租就需要四十五两银子。他们还养了两个女仆，在人工价格仅次于纽约的上海非常引人瞩目。

鲁迅和许广平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他举办大寿，上海滩名流云集，即使杜月笙为他的祠堂广邀宾客，盛况也不过如此。钱钟书在《人兽鬼》当中嘲笑的“当年文学泰斗”临终盛况，就是以“左联”给鲁迅的待遇为依据。

共产国际特工尤苏拉•汉堡格以“汉嘉堡夫人”名义，在霞飞路 1464 号建立据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是她和鲁迅并肩作战的成果之一。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用珂罗版和宣纸自费精印了 103 部。而“其中 40 本为赠送本，不发卖，30 本在外国，33 本在中国出售”。头 40 本都由鲁迅亲笔手书按顺序编号并加盖印鉴后，分赠中外亲朋与年轻的中国木刻家作为友谊纪念和欣赏学习。

这些作品以表现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为宗旨，但高昂的成本则是一般精打细算的资产阶级都承担不起的。只有“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统一战线，才能供养鲁迅这样精明的合作者。

她返回东德后，在回忆录《谍海忆旧》当中，把鲁迅列为她的下线之一，理由主要在财政方面。鲁迅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她的下级，因为这只是他经营的众多收入渠道之一。

5

鲁迅为人的精明，在他和北新书局的关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文人不擅经营，似乎是正常现象。即使畅销书作家，都不见得懂得怎样利用自己的优势。郁达夫和吴稚晖在这方面都是显例。民国又是一个法律不太健全、版权法尤其不健全的时代。文人的抄袭和文化商人的侵权，简直像男人的三妻四妾和喜新厌旧一样司空见惯，顶多具备充当报纸花边新闻的资格。

鲁迅在这方面，又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运用资产阶级法律牟取利益的能力，明显高于他嘲讽的郭沫若。郭沫若虽然也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定的塑造样板，但经营能力没有超出旧式文人的水准，没过几年就落到完全依靠组织的地步。

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很早就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因此能够坚持“同路人”的身份和议价能力。

《鲁迅日记》留下了相当完整的账单。

1931 年共收入 8909 圆，平均每月 742 圆。

1932 年共收入 4788 圆，平均每月 399 圆。

1933 年共收入 10300 圆，平均每月 858 圆。

1934 年共收入 5679 圆，平均每月 473 圆。

(此外有《现代中国》稿费 20 美元及日金 100 元。)

1935 年共收入 5671 圆，平均每月 472 圆。

(此外有日金 350 元。)

1936 年 1 - 10 月(实际上因鲁迅病危，只能算 8 个月)，共计收入 2575 圆，平均每月 321 圆。

6

鲁迅的成功，跟他的粉丝李小峰是分不开的。

李小峰主持北新书局，是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界的风云人物。鲁迅是北新书局的主要品牌，知名度和形象包装都离不开李小峰的努力。在此期间，《鲁迅日记》最常见的记录就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及编辑费若干银圆。”

两人的关系无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即使如此也没有妨碍他们为版税分割问题打官司。尤其难得的是，两人解决纠纷以后仍然能够通力合作。

如果换作旧式文人的任性，很容易把这些利益纠葛转化成针对人格和道德的攻击，导致不可挽回的决裂。而律师杨铿依据《著作权施行细则》，迫使书局同意在十一个月内偿还拖欠的版税。鲁迅总共追回了一万八千多元，付给杨律师两千元为酬劳。

鲁迅的做法表明，他的企业家性格凌驾于文人性格之上。成功人士的成功有许多因素，但性格和环境的高匹配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从《鲁迅日记》处理事务的方式和斤斤计较的作风看，他如果没有投身文坛，从事其它经营活动，大概也会发财致富的。